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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

流放

 

  【概述】

  流放是统治者将罪犯以流远的方式加以惩戒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作为一种刑罚,流放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放刑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且沿用历史悠久,从远古流放之刑出现,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流放之刑的起源虽然很早,然而远古以来多是零星出现,到秦汉时代才逐渐形成体制,直到南北朝后期流刑开始进入五刑体制,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隋唐之际,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自此,流放之刑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刑罚史上,并一直影响到清末。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流放       

  英文名:Banishment/Exile

  部门法:法制史

 

  【目录】

  一、族内放逐

  二、流作辅刑

  三、秦之流放

  四、流入五刑

  五、后世流放的发展

 

  【正文】

  一、族内放逐

  有关“流放”称谓的最早记载,见《汉书·元后传》王莽伯父大将军王凤的奏疏:“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

  流放刑出现,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尚书·舜典》有“流宥五刑”的记载,并规定了“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安国的解释为:“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即是指对本族成员犯罪本应处以“五刑”的,改用“流放之刑”作为宽代。据传舜与周边部族大战,胜利后“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流、放、窜、殛,都是流放、驱逐的意思。

  根据有关法律史家所提出的刑罚起源二元论,即“族外制裁”与“族内制裁”的说法,我们一般认为死刑和肉刑起源于“族外制裁”,而流放刑罚则起源于“族内制裁”。[1]在远古时代,一方面,各部族之间经常有各种流血冲突,残酷的部族之间的军事斗争,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逐渐产生了死刑和肉刑,这些刑罚都是作为对异族人适用而发明的;另一方面,流放,则主要是针对氏族内部成员违反规约所作的一种惩戒手段,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古代刑罚体系的起源。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尤其是当他们力量弱小的时候。在远古时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如果一个人在本氏族内部犯了错误,违反了氏族的禁忌,被流放出其部落或氏族,那无异于走上绝路。上古的“放”、“流”应该看成是依据绝交之盟,把受到众人一致非难的为恶者驱逐到共同体之外。根据刑罚的原理,我们知道流放刑、死刑和肉刑,原来都具有相同的目的。可以说,把为恶者驱逐出社会之外,这是中国刑罚的起源。

 

  二、流作辅刑

  上古时代,流放刑与肉刑、死刑共同使用。流放刑作为族内放逐的一种形式,后来逐渐演变为氏族内部或氏族之间以强制力确认氏族部落首领权力地位,调整古老民族关系的一种规范。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建立起了以肉刑和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流放作为一种辅刑,虽然没有制度化,但仍被广泛使用,夏商周三代均有流放的相关记载。

  夏王朝从夏启开始,大约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生性昏庸残暴,他和他的奴隶主贵族们残酷地压迫人民,对奴隶的镇压更为残酷。西部的商汤借助上帝的意旨来动员将士,经过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之役,夏桀的军队被打败了。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朝取代,历史上把商汤伐夏称为“汤武革命”。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汤追到那里,把桀流放在南巢,一直到他死去。如果排除掉传说时代虞舜对于“四凶”的流放,夏桀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有史籍记载的最早的一位流人。

  商朝最著名的有关流放的事例是伊尹对帝太甲的放逐,《史记·殷本纪》有关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不遵汤法,暴虐不明,因此在即位三年后,伊尹将他放逐到汤的葬地桐宫(今河南虞城东北),伊尹自行摄政,以朝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悔过自责”,“处仁迁义”,于是伊尹又将他迎回,授之以政。太甲归政后,“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见状,大为嘉奖,就作《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从此伊尹就不再干预朝政。关于伊尹放逐太甲一事,还有另外一种传说。即谓伊尹助汤灭商后,逐渐专权自悠,中壬死后,太甲当立,但伊尹篡位自立,将太甲放逐至桐。七年以后,太甲潜回王都,将伊尹杀死。究竟哪种说法为是,如果从历史情境推理,恐怕后一种说法要更为可靠,看来流放直到商代仍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刑罚手段或措施的产物,是没有具体的刑法为依据的。

 之后的整个先秦时代,有关流放的记载仍然不绝于史。其中最具有悲剧色彩而被人们传颂至今的流放故事无疑是屈原的流放。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因谗言而遭受放逐,但爱国之志不改。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仍,疆界多变。多数诸侯国国土狭小,不具备流放的条件。多国并立的格局,导致了人才的频繁流动。“楚才晋用”,是为当时精英“跳槽”之写照。这个时期的“流放”,不但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将本国人才推向敌国。出于这样的利害考虑,“流放”作为辅刑,使用并不太多。当时刑罚五花八门,重点都在肉体的惩罚,但“流放”作为替代肉刑刑罚的功能,仍不时被统治者所使用。

 

  三、秦之流放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国土空前广阔,第一次真正具备了刑罚意义上流放的条件。流放在秦代开始被大量的运用,流放之刑,施用更广,或迁豪,或徙民,或谪(zhé)戍。依照流放之刑的不同称谓有:“迁”、“谪”、“逐”之刑。

  (一)迁刑

  秦朝的“迁刑”,是轻于劳役刑“城旦”的。迁刑在秦代虽为轻刑,然而迁至边远之地,在荒芜之地过茹毛饮血的生活,其惩罚力度也是很大的。秦因罪而处“迁”刑者甚多,上自太后、君侯、下至一般吏民,均有被“迁”之例。

  秦昭襄王五十年十月(前257年),“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贵为封侯之名将,亦因罪而夺其爵,降为士卒,并迁至边地受罚。

  秦始皇十一年(前236年),吕不韦死,其门客数千人及家憧万余人,多受牵连,迁于房陵。嫪毐与吕不韦一案牵连迁徙者不下二万余人。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设置驰道,以巡行天下,此为天子所行之道,一般人不得行之,若行之则受迁刑。《龙岗秦简》谓:

  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其骑及以乘车、轺车□(龙岗秦简54简)

  秦时于天下广设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后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此乃便于始皇巡行天下,故禁止一般人、车行之,若有违之,则惩以迁刑。

  依秦律,罪犯被处以“迁”刑时,家属须随同犯人一同迁至流放之地,《法律答问》即云:当(迁),其妻先自告,当包。即一般刑犯若触罪,其妻先自告(检举),则其妻可免受“连坐”之罪,然于“迁”刑则不然,即使犯人妻子先自告,其妻亦须随罪犯“迁”往;更有甚者,刑徒有罪,处以迁刑经判决定案,刑徒若不幸死亡,其妻亦须受连坐迁往流放之地。

 

  (二)谪

  谪,有“谪戍”之称,人犯被充发边地,参予征战,戍守边疆,补充兵源,具有军事上的意义。谪戍身份除罪犯外,尚有为“隶妾”赎身而自愿前去者,以及服戍边兵役而征调,其身分较因罪而“迁”更为复杂。《秦简·司空律》即载“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殹(也),而欲为冗边五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这里的“赘婿、贾人”都不是犯罪之人,所谓“赘婿”乃是婚姻制度下从妇居的一种形式,用以指嫁到女方立家的男子,大多数因女方家中有女无男,招婿是为生孙以承继家业。也有因钟爱女儿不愿其出嫁,或招女婿奉养自己使就其妇家为赘壻的。所谓“贾人”就是指商人。秦代把这两类人也当作罪人流放到边疆军中充伍作战。

  谪戍作为一种带有刑罚色彩的边防制度,窥之史记,屡见记载。如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又“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又“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谪戍者主要任务,或为征战,攻城略地,或从事军务劳役,或为守边,其所承担之工作,非仅艰苦繁重,且又危险,而谪戍役期较其它戍卒又长,甚而长达十余年。在漫长谪戍期间,从事于艰困、危险之劳役,并须随时防止敌人之侵袭,且又因物质生活条件差,水土不服,故谪戍者辄死于边城不计其数。可以说,秦代谪戍几乎被时人等同于死刑,人们往往避之而犹不及,一旦被谪戍,赴边充伍犹赴刑场。这也反映了秦代谪戍者地位的卑下,谪戍边疆生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三)逐

  “逐”,指“驱逐”,对象是居住在秦国的外国人,是把犯罪的外国人驱逐到秦国之外的一种刑罚。往往同一刑罚,对秦人用“迁”,对秦人以外的外国人则用“逐”,两者于刑之轻重亦因客卿身份之别。如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可见,同样是私自安葬吕不韦之罪,其舍人,晋人被“驱逐出境”,用“逐”的刑罚;秦人则处以“迁”刑,并根据不同情况,又有加以“夺爵”的惩处。

  总之,秦代流放刑在秦律之中虽然说是属轻刑,然而或迁、或谪,或逐,动辄将罪犯迁至边地蛮荒之境,或罪其戍守边城,过其艰困低下之生活,徭役之重,甚于内地,若未经赦免,终无返乡之期。驱逐非秦之民,以免扰秦国政,虽经李斯“谏逐客书”阻之,然终秦之世,逐客之举,亦时有所闻。


  四、流入五刑

  两汉时期,流放之刑虽仍然属于辅刑系列,但由于这一时期流放刑已渐次升级为死刑之下的“减死罪一等”,广泛适用于上层官吏及其家属,因此与秦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

  汉代流放作为降死替代刑罚的出现,与汉文帝的法律改革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解决文帝法律改革遗留问题的一个尝试。

  西汉文帝时期,废除了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将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实际上是加重了刑罚,不符合文帝改革的初衷;以笞三百、笞五百分别代替劓刑、斩左趾,又因笞数太多致使许多罪不当死者饱受榜掠而出现“率多死”的现象。时人因此指责文帝除肉刑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2]更为严重的是文帝除肉刑后建立起来的刑罚体系因缺乏治“中罪”的“中刑”,由第二等级通过加刑向死刑的合理升级出现了断档,即由六年徒刑直接上升为死刑这一跨越未免给人以突兀之感,导致不同刑种之间轻重失衡、罪刑失当。

  在此种情况之下,降死替代刑罚的出现也就是顺势而生了。汉代凡因罪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称为“徙边”或“流徙”。“迁徙刑”是作为死刑的临时替代刑,犯人多是死罪减等,不忍诛杀而赦免者。西汉元、成二帝以后“减死罪一等”屡见史载,如元帝时张博、张光的妻子,成帝时解万年、陈汤等均为著例。汉哀帝时,丞相薛宣之子薛况因博士申咸诋毁其父不忠不孝,雇人在宫门外毁伤申咸面目,因此被朝廷判减死罪一等,徙敦煌。及至东汉,封建统治者本着“以全人命”的原则,将“减死罪一等”规定为一种法定的固定刑罚。

  可见,到西汉末年,死罪之下为徙刑。徙刑虽然还不能等同于后世的流刑,但二者之间毕竟有诸多相似之处,徙刑成为徒刑、死刑向流刑、死刑转变的萌芽。这为隋唐时期死、流、徒、笞、杖五刑制度的最终确立做了最早的铺垫。

  魏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政权及地域疆界不稳定,流徙或徙边之刑一度萎缩。至北朝,随着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北朝诸代统治者总结了迁徙刑施用七百余年的经验,始将“赦死从流”确定为量刑原则,流刑遂作为法定刑名被正式列入国家常用法典,成为封建五刑之一,介于死、徒之间。

  北朝流刑升格为主刑,是鲜卑政权立足实际,在探索用刑经验中逐步完成的。北魏前期刑罚结构失衡,死刑的比重比较大,而且三岁徒刑以上即为死刑,中间缺乏调节,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高宗统治时期,大抵死刑罪犯也获得减死为流,他们都被发遣边防充兵。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总结用刑经验,亲自勘定流刑各种“限制”,标志着流刑正式跻入主刑系列。北魏的流刑,实质是流刑加兵役,并附加鞭和笞,一罪数刑。[3]

  至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流刑正式列入了五刑之中,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而且愈趋完备与成熟,从而标志着流放制度的完全形成与正式确立。同时,在流放制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管制型的流人也得以出现,随着流人的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五、后世流放的发展

  流入五刑之后,成为法定主刑,流放之刑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刑罚史上,并一直影响到清末。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费尽心机,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以及一些海岛都先后成为过流放地,形成了历代不同的流放标准,造就了诸多著名的流人聚居处。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变换流放的方式,创造了花样翻新的流放形式。

  (一)流刑

  北朝流刑升格为主刑,是北朝对于传统法律体系的重大改革。《隋书·刑法志》记载北齐五刑:一曰死,二曰流,三曰刑,四曰鞭,五曰杖。北齐流刑等同北魏,仅一等。《隋书·刑法志》云北齐流刑:“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之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若无保则钳之”。对被处流刑而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执行流刑,即“不合流”的男女犯人,改为可以服六年徒刑。

  北周流刑拘守《周礼》,按道里远近划分为五等。自距离皇畿2500里起,每加500里为一等,称为卫服、要服、荒服、镇服、藩服。依等各加鞭笞,数量有差。但是由于北周的国土过于狭隘,仅仅是拘于虚文,无裨于实际。但与北魏、北齐的流刑不分远近里数相比,其里数的划分毕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隋唐制律,参照北周流刑流放地远近分等的做法,将流刑分为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使得流刑趋近于严密。此种分类被以后历代王朝所采纳。

  南北朝以后,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在“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刑罚附上了温情的色彩。流刑剔除了“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匀脔切”的鞭笞之刑,仅按犯罪的轻重程度,以流程的远近,居作年限的长短将流刑分为三等。[4]隋唐将流刑的刑罚内容明确为“将罪犯强制从原居住地远迁异域并附加服定期苦役”的概念,突出了流刑“流”的特点。

  唐代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官员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当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满,“有官者得复仕”。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也附籍当地,流限一般为六年,不应流而特流者为三年。期满,即可返回原籍。还可以把流刑与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然“著钳若校”,在官吏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徒刑实际惩治的强度,与流刑相去不远,甚至轻重有所倒置。就唐代以后各朝实际应用中的刑罚看来,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实施相对比较稳定,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调整却是十分频繁的。这些都与流刑的惩治力度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刺配

  隋唐以后,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为此,解决三流惩治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到了宋代,统治者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刺配法,并得到了充分发展。

  宋立国之初,宋太祖施行宽仁之治,“洗五代之苛”,制定了“折杖法”。折杖法的出现是宋代刑罚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突出体现了宋初轻刑省罚的思想,对于缓和五代以来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折杖法对于流刑规定:“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决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决脊杖十七,配役一年。”[5]折杖之后,流刑和加役流犯人被杖脊后,不必流徙远地,其一年或三年的劳役刑就地服役即可。

  折杖法改变了传统的封建五刑制度,使得刑罚的行用基本局限在杖刑和死刑之间,这就使得流刑的有关规定几乎成为具文。然而,折杖法逐渐暴露出惩治“时轻时重”的问题,很难做到刑罚得当,无法满足宋统治者惩治犯罪,镇压民众的需要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宋统治者经过探索,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刺配法,并得到了充分发展。所谓“刺配”,就是集刺、杖、流于一身的刑罚,是指脸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正如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6]

  宋代刺配集刺、杖、流于一身,堪为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行用逐渐频繁,法规日见繁密,实施日见规范,为司法者所倚重以致于出现滥施的局面。配刑的类别也不断丰富,北宋哲宗时有“配本州、邻州、五百里、千里、二千里、广南州军、远恶州军、沙门岛”等八种不同等次。[7]到了南宋孝宗时则增加至:“不刺面配、刺面配本州本城、刺面配本州、配邻州、五百里、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广南州军、远恶州军、海外州军、永不放还者”等十四种。[8]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刑本应承担的任务,成为流刑的一个变种。宋代通过附加刑罚来调整流放刑罚不足的做法对于后世影响深远,流放的复合式惩罚成为日后流刑发展的一种趋势。

 

  (三)充军

  “充军”即把犯罪者发往军伍,或戍边,或作战。把罪人发入军伍,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并行用不断,只是实施的规模,各个时期不完全相同。隋唐以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只是偶尔行用,具有随意、临时的特征。

  到了元代,更是成为一种称作“出军”的新流刑。出军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出军与当时行用的另外一种流放形式“流远”一样,主要的去所在素为“瘴疠”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主要是“从军自效”,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原则上,除了大赦,出军与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与传统流刑相比,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间,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并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经世大典·宪典》规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为“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10]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

  明代是“充军”正式形成制度并大规模行用的时期。明代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为了保证军伍的充实,首先要维持军伍本身的实力,即保证军官军人的惩治在军伍之内实行,从而保证军伍本身的力量不至流失。因此,充军制度最先在军伍内部实施。《大明律》制定“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文,规定:

  “凡军官军人犯罪,律该徒流者,各决杖一百。徒五等,皆发二千里内卫分充军;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该发边远充军者,依律发遣,并免刺字。若军丁、军吏及较尉犯罪,俱准军人拟断,亦免徒流刺字。”[11]

  这样做既保证了对军人犯罪的惩处,又免除了由于对于军人惩处造成的军人的流失,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然而,自从15世纪后期开始,卫所制度逐渐呈现出衰败的征兆。卫所的逃亡军士日益增多,兵户数量持续减少,从而导致了国家兵源的紧张。为了解决国家兵源的不足,缓解兵源紧张,就必须想办法补充军伍人数。在这一思路下,充军的对象便扩大开来,把大量非军籍的平民罪犯发往军伍为兵,以补充军伍人数的不足,从而更持久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兵士。

  明代《大明律》规定的充军,只有附近充军与边远充军二等,随着充军包容的对象和罪行日渐增加,充军也区分出了更多的层次。嘉靖条例从轻到重的充军等次列有附近充军终身、边卫充军终身、极边烟瘴边远沿海口外充军、边卫永远充军四等。万历充军条例下则分有附近终身、边卫终身、边远终身、极边终身、边卫永远、极边永远六等。[12]

  清初充军刑名沿用明制,雍正乾隆之间改变,确定充军刑名。废止永远充军之名。充军分为五等,即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称为“五军”。清代虽然继续采用充军之名,但因兵制的不同,与前代充军相比,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清代充军与兵制无关,不把罪犯作为兵源。它纯粹是清代刑罚体系中的一个刑种。“充军”之制从而变得有名无实。正如清代律学家吴坛在《大清律例通考》中所说:“今军罪虽校重于流,但别其籍贯外,并无另有差徭及勾丁补伍之例,实与流罪无别。”[13]

 

  (四)发遣

  清代在传统的迁徙、流刑、充军之外,又独自有所创获,发明了一种更为严厉的流放刑——发遣。发遣作为一种刑罚,并成为流放刑罚的一种,指把罪犯发往东北或新疆地区分别当差、为奴、种地的一种终生惩罚刑。被发遣的罪犯则称为遣犯。

  发遣比充军还要重,其残酷性主要体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发遣为奴”上,清政府统治全国后,沿袭历代旧制,将一些重罪免死的犯罪人也遣送到边疆,“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拉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各省驻防为奴。”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了天山北路准噶尔部的叛乱,天山南路结束了征讨大小和卓的战事,新疆纳入清政府的版图,例又有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分别为奴者。为奴人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清廷甚至宣布如果为奴人犯狡猾凶狠,主人可以将其杀死,而不必负刑事责任。

  在整个有清一代,发遣与流刑、充军、迁移一起,构成了清代完整的流放体系。清代军流到配所后,官府只是对其稍加约束,听其自谋生计,没有太多实际的刑罚约束内容。与军流相比,遣犯到配所后要当差,给士兵为奴役使,实际上就是服劳役刑,有具体的刑罚执行内容。有关发遣与充军的区别,《清朝续文献通考》指出:“军罪虽发极边烟瘴,仍在内地,遣罪则发于边外极苦之地,所谓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者,此军与遣之分别也。”[14]

  可见,发遣刑罚与军流相比,更能够有效地惩治罪犯,因此受到清统治者的青睐,成为常用刑,适用范围很广。从乾隆朝开始,发遣新疆、发遣东北与充军极边烟瘴互相协调,共同组成了清代的边疆流放体系。

 

  (五)迁徙

  作为流放刑罚之一的“迁徙”是将犯人及其家属或受株连的人一起迁离乡土的刑罚。“迁徙”作为刑罚在中国起源很早,秦代时期就有“迁刑”,是轻于作役刑“城旦”的一种刑罚。汉代有“徙迁刑”,犯人多是由死刑犯人减刑而赦的人。只是秦汉以来,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后代随着流放刑罚的制度化,流犯被流至远方,其实施惩罚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对于犯人的劳役上,而并非仅仅关注流远本身。因此,“迁徙”刑在以后也就很少行用了。

  到了清代,“迁徙”一般只用作惩治西南少数民族的犯罪,具体的行用并不是很多。往往迁徙者要离开家乡六百里外安置。系土司所辖地方,要发至县分安置,系流官所辖地方,要发至土司所辖地方安置。土司应迁移者,则要携家口安置在内地省城。[15]

  历代的流放刑罚除了流刑、刺配、充军、发遣、迁移等主要的刑罚形式之外,另外还有安置、边外为民、边远为民、原籍为民、黜革为民等各种流放形式,只是由于其行用比较少,行用时间比较短,没有太大影响而已。

 

  【参考文献】

  [1] 滋贺秀三:《中国上古刑罚考——以盟誓为线索》,《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页。

  [2] 《汉书·刑法志》。

  [3] 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1-152页。

  [4] 《隋书·刑法志》。

  [5] 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1,名例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6]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慎刑宪,明流赎之意,《四库全书·子部》辑本。

  [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丙戌。

  [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8,刑考七,徒流,配没。

  [9] 《魏书·源贺传》。

  [10]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五刑,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页。

  [11]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1,名例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2] 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3] [清]吴坛撰,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4] [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0,刑考九,徒流,军遣附。

  [15] 《清史稿》卷143,志第118,刑法二。